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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吁改研修生制度,彷徨又惊喜不断的德国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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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恶劣、收入缩水、心理落差大、学不到东西……在日各国研修生的不满情绪这几年明显增加。作为赴日研修生的最大群体,中国研修生正以每年大约减少1万人的速度,与昔日“可以淘金却要吃很多苦”的日本渐行渐远。据日本媒体7月29日报道,“排在中国之后”的越南研修生,也有九成人因为“失去自由”而后悔。10年前,日本政府曾反思过背离初衷的“使完就扔掉”的研修生制度,现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日本又到了必须改革这项制度的时刻,再不改,日本建筑、制造、缝制、护理等行业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

图片 4作者所在大学一角。
王维佳 摄

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读博的姐姐,今年通过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微博]的选拔,将于9月去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交流两年;刚从武汉大学[微博]本科毕业的弟弟,成功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微博]的直博生,并获得了50多万元的奖学金(人民币),下月赴港读书。

中国赴日研修生减少1/3

来到德国半个多月后,我从别的中国留学[微博]生那里得知:我拿的语言签证,最长只能延签一年。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一年内申上德国大学,否则就要回国了。

家住武汉保利心语小区的景晨、景奇姐弟俩,因优异的学业成绩,引得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羡慕不已。昨日,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了这对博士姐弟的成长故事。

日本法务省今年4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日中国大陆地区人数约65.5万(不包括赴日游客)。其中在日教授1751人,投资经营者6394人,在日企业职员61040人,中国留学[微博]生105557人,研修生105382人,其他为赴日人员的家属等。这意味着,研修生这一特殊群体是中国提供给日本劳动市场的主力军。日本法务省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日本共有外国研修生16.2万人。2008年在日中国研修生约为15.1万人,6年后减少约5万人。尽管中国研修生总人数少了近1/3,但依然占赴日研修生总数的64.98%。与此同时,越南研修生人数6年间增长2.5倍,达到3.4万人。排在中越之后的是菲律宾和印尼,赴日研修生均超过1万人。

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对我这个德语基础为零的人,怎么可能一年内过德语关还申请到大学?说得更精确点,我只有半年时间申请学校。德国绝大部分学校,都是冬季招生开学,而今年冬季的课程都已截止申请了,我只能尝试申请明年春季招生的学校。这样的学校不是没有,但凤毛麟角,我在语言上又没竞争优势。所以,我的成功率可想而知。

图片 5两熊孩子变学霸
姐姐留学美国弟弟香港直博

有意思的是,日本《产经新闻》29日报道说,日本龙谷大学的越南留学生阮友奎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100名在日越南研修生发出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刊登在该校刊物上。结果显示,约九成越南人感到后悔,因为到日本后只能被迫从事低收入工作,“失去自由,与来之前的想象反差巨大”。在100名受访的越南研修生中,有38人配合调查,但也有人因害怕雇主报复不愿回答。97%的受访者称,赴日前认为“日本非常好”或“挺好”,但赴日后只有58%的人认为日本还不错,认为日本不好的人增至37%。

思及至此,我甚至有点后悔自己“莽撞”的出国行为了。

姐弟小时候都调皮

为何赴日中国研修生短短几年少了约5万人?为何越南研修生也满腹抱怨?尽管日本政府采取大幅放宽签证、加强维权等各种措施,但依然无法吸引更多中国研修生赴日,相反,中国研修生继续流失趋势明显。劳动生活条件差、收入水平过低、学不到真东西、制度设计模糊不清,或许都是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最后,还是聪慧的思诗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可以去申请一些用英语授课的硕士课程。于是,我便一边上德语课,一边开始备考托福[微博]。

景晨今年27岁,下半年就博士二年级了。弟弟景奇今年22岁,即将赴港读博的方向为地球系统与地理科学。

在日本长野县北信地区的一家塑料加工厂,《环球时报》记者看到,该厂6名中国研修生挤在一间漏风且无暖气的旧平房里生活。据来自山东的28岁研修生杨某讲,他们一个月工作时间经常达341小时,其中181个小时为加班,而工厂仅支付时薪550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20日元)的加班费,远低于长野县最低工资标准728日元。来自四川的25岁研修生钟某抱怨,不仅工资低,住的还差,有时被子里钻老鼠。这样的生活条件让他们萌生去意。

一切还算顺利,12月中旬,我向德国南部城市因戈尔斯特一所大学的英语研究生课程递交了申请,并参加了托福考试。从考场出来的我有点沮丧,觉得自己考得很糟。我乘地铁到波茨坦广场,想一个人看场电影,最好看场悲剧,让我借势释放一下自己的郁闷心情。

“他学习比我有钻劲,是真正的学霸。”“她特别勤奋,有毅力。”评价起对方,姐弟俩都不吝溢美之词。不过,忆起小时候,两人却都不好意思地异口同声,“我们都是熊孩子。”

让外国来的研修生到日本吃苦并不是这项制度的本意。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创立的研修生项目主要是让外国的劳动者到日本学习技术,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新技术的考虑,后来随着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逐渐成为补充日本劳动力不足的变通方式。1993年,日本新增设技能实习生制度,并将实习生的在日居留期限延长到3年。

这时,手机响了,是思诗,她也挂念着我今天的考试。她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马上要过来和我到柏林的菀湖去玩。

在景晨印象中,弟弟小时候没少添乱子,最离谱的一次,是跑到工地玩火,把自己的眉毛烧着了。“我那时上课也喜欢讲话、做小动作,经常挨老师批评。”她说,为此,两人没少写检讨,“只要犯错,爸爸就让我们写检讨,从几百字到上千字呢。”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国内赴日做研修生的大多二三十岁,学历不高,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种,没有什么高新技术,男性多是“壮工”,到造船、铸造、机械等工厂里干活;女性多是缝制服装,基本都是日本的中小企业。在福岛,有的服装缝制企业组合一年能要近两百个研修生,但“3·11”大地震后,很多工厂都停了,所以赴日研修生基本为零。

菀湖是柏林富人聚居的地方,景美食佳,来柏林不到那里一游,实在可惜。我却感觉到“最后一游”的辛酸。

景奇自嘲刚上初中时自己还没“开窍”,“我是班级中第一个被老师批评的人。”

国内向日派遣研修生的单位既有国企也有民企。一名从事派遣研修生工作近20年的民营企业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研修生主要招自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贵州等省份,国内一些地方的政策是鼓励去,“可以解决就业,还可以创汇”。过去,日本农业领域和加工企业劳动力缺乏,而我国农村又有大量剩余人口,因此,研修生制度本身是“双赢”制度,双方之间有较强的互补性。这名民企人士说:“相对贫困的河南新县派出的研修生比较多,早些年那些人回国时带回钱,然后盖房子,听说当地物价都跟着上涨。”

我来德国之前从没做过什么德国梦,到了德国后,唯一的梦想便是能在这一年里申请上大学。我从没想过要在这一年里饱览德国的大好河山、湖光堡影。不,这还不属于我的日程。而今天,我觉得自己离梦想破灭的距离陡然缩短了一程,现在反而有种要玩转柏林而后归的冲动。

“与弟弟相比,我像个‘学渣’。”景晨告诉记者,自己高中在武汉十九中读书,高考[微博]时只考上了当时的二本——湖工。

“在日做研修生和在国内挣的差不多”

是的,我不光要在签证到期前玩转柏林,还要玩转整个德国。我还要亲自到文化圣地魏玛去,再沿着伟大作家歌德走过的足迹,走遍图林根森林、哈尔茨山脉,寻找浮士德出没的地方。我还要亲自爬上哈尔茨最高峰,站在山顶上遥望广州的方向,告诉大翔我看到了歌德描写的风景:

姐姐跟弟弟学会坐冷板凳

最近两年,因日元大幅贬值,研修生的实际收入严重缩水。有从事研修生中介服务的业内人士说,10万日元从过去合七八千元人民币跌到现在只有5000元,加班又多,因此,在一些省份,研修生已经很难招。现在想招到更多的研修生赴日,只能去更靠西部的贵州等省。

看那树连着树,

虽然姐姐说自己以前是“学渣”,景奇可不这么看。“在学习上,她对我的正面影响挺大的。”他回忆,自己读初中时,有次一起坐公交车回家,看到姐姐在车上背单词,“车上那么吵,她还在勤奋学习,对我触动特别大。”有时,姐姐还会用高中的解题方法,对他进行数学辅导,“老师看到我的解题用了不一样的方法,还表扬了我,让我很自信。”

《环球时报》记者去年曾走访东京都足立区的一家缝制工厂,看不到日本员工的身影,只有6名中国女研修生在忙碌。来自吉林的董姑娘刚20岁,她抱怨说:“来到日本我就后悔了。以前我听说‘3年能挣到300万日元以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收入七扣八扣后连国内农村都不如。”在岐阜县一家缝制工厂的孔某今年40岁,她不满地说:“我来日本不是为了这样的生活啊!我曾在上海一家缝制工厂工作,2012年离开家人远赴日本。在国内时,我月收入最多时能有5000多元。听说在日本工作收入更高,才决定来日本的。”据孔某讲,她每天工作约15个小时,周日也是如此,但她每月也只能拿到12万日元。对此,她无奈地说:“我在日本和在上海挣的差不多,但在国内我还有休息日啊。现在倒好,不仅没挣到钱,我和家人的关系也疏远了。”更让孔某气愤的是,2014年11月上旬,她了解到岐阜县的最低工资情况后,找公司理论,结果遭到解雇,被强制遣送回国。孔某说:“回国后,我会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去日本’!”

从面前迅速推移,

在姐姐眼中,弟弟也是她学习的榜样。“初一下学期后,他就特别爱学习了,做任何事都很专注。”她回忆,以前弟弟经常一个人思考难题窝在房里想几小时,她担心他钻牛角尖,便经常拉他出来休息减压。中考[微博]后的暑假,弟弟有一个月没怎么出门,给老师和学弟学妹编了100页的重难点题目,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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