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00人的大课堂烈日下军事练习练心智,湄潭承受南开精神

昨天上午,记者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看到,身着迷彩服的大学生在教官的带领下进行军训。这是浙江大学的传统节目,此次军训从8月1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7日。  浙江大学的5588名准大二学生是这次军训的主角,再加上8月18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即将参加军训的学生,此次浙大共有8700名学生体验军队生活。  救护车全程巡逻  当记者来到军训现场时,军训师部政委叶高翔老师正在各个连队进行视察,“今年天气比去年热,我们既要让学生在艰苦的条件下磨练意志,又要保证他们的身体不要垮掉。”  竺可桢学院的学生沈冬薇说,教官很严格,连他们喝水的瓶子,都要在边上整齐地排成一个小方队。“教官虽然严,但人蛮好的,有学生在操练时身体不适,就会让他出列休息,等恢复后再进行训练。”  叶高翔老师说,现在不少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不是很适应军训要求,在太阳底下稍微站一会就中暑,“我们的救护车在各个连队间巡逻,指导员对每一个学生的身体状况都很了解,不会让他们带病上阵。”  半训不是不训  记者在师部司令部见到学生王心焕,他是师部的助理。“由于我一直在校学生会及院学生会担任职务,表现不错,所以被连部推荐到师部协助工作。”  作为师部助理,王心焕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文件,将一些重要通知下发到各个团,协助师部完成一些学生工作。这样的助理,师部一共有4人。王心焕说:“我们属于半训,就是师部有工作,我们就留在师部;早晚操和必训科目时,我们就回连队里参加军训。”  像王心焕这样的半训人员一共有200多。他们必须参加早操、晚点名,拉练和打靶也必须参加,其他时间根据工作繁忙程度进行选择。“说真的,我比同学轻松多了,但我一有空就想回连队训练,毕竟这样的体验一生中也许就这么一次。”  学生卫生员很显眼  六团九连的沈冬薇是浙大竺可桢学院文科班的学生,她是连队的卫生员,在每一个连队都有这么一个学生卫生员。“大多数连队的卫生员是学校红十字协会的成员,可我不是,我是由老师推荐担任这个职务的。”  在军训之前,沈冬薇参加了由校医指导的一天培训,她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在军训中比较常见的急救知识。“那次学习后,我知道了军训中容易出现中暑、腹泻、皮肤过敏等情况,以及它们的症状,该用哪些药,这些药有哪些副作用。”不仅如此,沈冬薇还利用休息时间上网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我要对整个连队队员的身体健康负责。”  在一个连队中,卫生员算是比较忙的,特别是在目前的高温天气下。“昨天有两个同学中暑,一个比较轻,在边上坐一会就没事了,另一个男生当场晕倒,我给他喝了藿香正气水。今天早上还碰到一个同学呕吐,给她吃了保济丸。”  (本报实习生 俞冲杰 本报记者 梁建伟)2005-8-16

贵州湄潭是浙大师生重走西迁路的最后一站。这几天,“湄潭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的解说员印丽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浙大的师生。  印丽曾经是位专业歌唱演员,现在十分投入地做着解说员的工作,她的讲解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展品和图片的文字介绍,她说自己每天在这里说给大家听,也听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说,每次都很感动。  湄潭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建在文庙。湄潭文庙建于明代,旧时堪称是湄潭文化的象征。1940年浙大西迁至湄潭后,这里是学校湄潭分部的办公室、图书馆、公共课教室、医务室及竺可桢校长的居室。1944年李约瑟来湄潭时,中国科学社30周年纪念会也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文庙已有400年历史,建筑气势宏伟,雕梁画栋,明代石雕和木雕保存完好。  1984年,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的浙大校友来到湄潭,建议修复文庙,使之成为浙大办学纪念馆。  1990年夏天,文庙修复完工;同年7月,浙大与湄潭联手完成了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的布展。  16年来,文庙接待了数十万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及游客。今年春天,浙大与湄潭再度联手,对陈列馆进行重新布置,并于6月重新开馆。  今天,像这样的浙大办学遗址在湄潭共有9处之多——天主堂,既是红军长征时期红九军团的司令部,也是浙大西迁时谈家桢、陈建功、钱宝琮等教授的居处,谈家桢先生的论文《亚洲飘虫色斑镶嵌显性遗传》、陈建功教授的《三角级数论》等就是在此完成的;西来庵,是苏步青、郑晓沧、钱宝琮等发起成立的浙大湄港吟社旧址;万寿宫,是浙大研究生院旧址;双修寺,是浙大理学院物理系所在地,当年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新建的实验室就在这里,数篇当时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学术论文就诞生在这里;还有浙大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浙大学生居住的欧阳曙宅、李氏古宅……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被历史所记取。  “湄潭的孩子爱读书,湄潭的民众有许多比周边地区先进的理念,这些都是浙大为湄潭留下的。”湄潭的文广局陈局长告诉我们,湄潭现在每年有900名左右的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周边县市。  不论是在遵义还是在湄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词——浙大精神。  湄潭是个农业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多方筹资每年拨出5万元专款,用于浙大西迁历史的整理和史料的收集。  此次,我们听到了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消息,贵州省推荐湄潭浙大西迁旧址为第六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申请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浙大师生与湄潭人民一起期待着好消息。  (本报通讯员 单泠) 2005-8-16

有谁能想象,在后有追兵、上有敌机的情况下,大学能举校搬迁;有谁能想象,在物资匮乏、居无定所的困境中,大学能发展壮大。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烽火连天,举校西迁,浙大坚持办学、坚持科研,为中华民族保存、壮大了民主和科学的火种。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壮举,被彭真同志称赞为“一支文军”的长征,以此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流亡大学》,震撼了莘莘学子。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8支由浙大师生组成的重走西迁路小分队,踏上了寻访“文军长征”的征程,探求老一代浙大人坚持读书救国的求是精神。  日寇炮火中踏上西迁路  今年7月12日上午,天空突降暴雨,15名浙大学子骑行“文军长征”路小分队队员准时从杭州出发,向建德方向行进。这条路,68年前竺可桢老校长曾带领师生们走过。  1937年9月,竺可桢租借西天目禅源寺余屋,作为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浙大师生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就此开始。11月初,日寇在距杭州100公里的金山卫登陆,杭州局势危急,浙大师生从杭州走水路分批到达建德,凡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全部搬离杭州,西天目的新生随后也步行来到建德。  刚到西天目禅源寺不久,竺可桢把师生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各行业的领袖。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刚强果敢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今年7月15日,重走西迁路小分队来到江西省吉安白鹭洲上的白鹭洲中学(原吉安中学)。这里是当年浙大西迁的第二站。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满含悲愤继续往赣中迁移。经过近一个月跋涉,1938年1月20日,浙大师生到达江西吉安。时值寒假,浙大借用当时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的校舍上课,并完成了期终考试。2月中旬,当地学校开学,浙大师生又分水陆两路迁至泰和。但受战事所迫,8个月后,浙大再度西迁,经过40多天艰难跋涉,于1938年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  1937年12月26日,日寇三架重型轰炸机对金华进行狂轰滥炸,正迁往江西途中的浙大师生正好经过,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竺可桢第二天到金华时,也遭遇日机轰炸,炮弹落在离他很近的地方。  当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所有客货车停开,大部分师生只得集结在金华几个临时处所。时值寒冬,柴米难得,师生们饥寒交迫。面对困境,浙大师生更坚定了西迁办学的决心,大家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有的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西行。  浙大图书仪器行李多达200多吨,一路上被师生们视为命根子,备加爱护。从江西往广西宜山的水路上,物理系有几箱设备和图书落水受潮。看到有些杂志的纸张粘在一起,师生伤心落泪。他们抹干眼泪,一本本地弄干、修补。在迁校中,大部分仪器都未损坏、散失,物理系连玻璃仪器和米尺都没有损坏或丢失一件。颠沛流离坚持学业  令重走西迁路的浙大学子感动的是,就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前辈们仍坚持学业。每到一处,稍作安顿,师生们就不顾劳累,打开教案,拿出课本复课,科学研究也没有停顿过。在宜山,浙大师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用一年时间完成了3个学期的教学任务。  “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马一浮先生这样记录当时浙大“校园”的真实状况。苏步青教授曾记载:我们在泰和时,学校文风甚盛。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姝等几位同学,就是在那时毕业的。这也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培养出优秀人才。  抗战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抗战。浙大搬迁所经之地,消息闭塞,为此,浙大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办起了《浙大日报》。师生们还演出《芦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抗日话剧,引来当地村民观看,同仇敌忾之气激荡赣江上游各地。  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日寇。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竺校长的讲演,对学生们是鼓励和鞭策。  今天,当浙大师生从史料中看到竺可桢的这番讲话,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敬佩:在漫天战火中,竺可桢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想到的是胜利后的国家建设需要人才。他带领师生在战时坚持办学,坚持科研,坚持人的教育,为国家保护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造成10多间房舍被毁,有100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此间环境已不安定,1940年1月9日,浙大第四次打起行装继续往贵州搬迁,在第二故乡写下了7年办学史。  苏步青教授卖衣服换粮食  今年8月8日,经过28天骑行,15名浙大学子来到遵义市可桢桥,这是遵义人民为铭记浙大,特别是竺可桢老校长为遵义作出的巨大贡献命名的,桥的一头正是当年浙大在遵义的教学活动中心何家巷,两侧桥栏上一幅幅浙大当年在遵义办学的图片。  浙大西迁至遵义时,主要集中在遵义的何家巷、子弹库,湄潭县城湄江镇和永兴镇三处办学,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湄潭县永兴镇的覃廷贵老人,曾在当时的浙大附中读书,与贝时璋等浙大教授的子女是同学。“当时不仅学生穷,老师也穷,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晚上就点桐油灯看书,第二天起床后,不仅鼻孔是黑的,有时脸上也被熏得黑黑的。”  苏步青教授由于子女多,生活更加困难,吃的是自己种的瓜菜,穿的是补丁衣服。一天,苏步青把几个学生叫到家里,拿出一包衣服,叫他们去卖。“苏教授自己不好意思去卖,有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他就叫几个学生帮他把家中的一些衣服、书籍卖了,换粮食。”当浙大1947年毕业生幸必达老先生讲起这段历史,重走西迁路的浙大学子唏嘘不已。  浙大文学院史地系1940级的一位毕业生曾说:“很难想象我们当初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未为穷苦流过一滴泪,而且意志极为坚强,当时大家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持着我们度过了那些艰苦的日子。”  山洞里诞生中国首个微分几何班  1940年,浙大刚西迁至贵州时,一年级学生留在贵阳的青岩镇,分散到迎祥寺和龙泉寺上课。尽管60多年过去了,青岩古镇的不少人还记得浙大办学的情况,迎祥寺师悟和尚指着寺院后面的一个洞口说:“这里是当年苏步青教授上课的地方。”  由于敌机时常在贵阳上空盘旋,浙大的教学经常受影响。一天,苏步青召集几位助教和学生,搬来几条木板凳,来到这个山洞,他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室,我们要在这里创办一个微分几何研讨班。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广阔。”接着,苏步青作了第一次报告,中国第一个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就在这个山洞里诞生了。  战时,科研仪器缺乏,实验条件简陋,师生们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实验没有电,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带领物理系的电工,夜以继日地修好了一台破旧的发电机,不仅保证了实验工作的开展,还使师生听到了国际无线电广播。王淦昌教授在指导研究生叶笃正做“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的观测研究”课题时,没有观测仪器,找了个损坏的电位计进行修复,以此观测到的数据成了叶笃正硕士论文的基础材料。  就是在这一个个山洞、破庙里,老一代知识分子自己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就是在这一盏盏昏黄的桐油灯下,教授们写出了一篇篇科学论文。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王淦昌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用两年时间搞清了其中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后,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流亡大学”走出50名院士  在湄潭文庙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里,我们看到曾在浙大学习一年的李政道写下的一段回忆文字: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那时,只要没有课,我们一早起来就跑到茶馆里,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然后一整天都在那里看书、作习题,茶馆再闹,也看得津津有味。  浙大农经系1946年毕业生陈玉伦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很多教师住在拥挤的民房里,许多同学仅靠学校的少量贷金维持生活,但大家精神振奋,把抗日救国作为精神动力,把掌握知识作为一种责任。老师对学生的课业也十分严格,微积分每周有一次测试,物理每月几次小考,英语每次上课前都要提问,同学们谁也不敢放松平时的学习,即使是每天早上集体做早操也十分认真。  浙大1946年历史系毕业生毛达志在湄潭永兴上一年级,夏天的周末,同学们不是在附近的三岔河里游泳,就是去黄菊山漫步散心。“每当漫步之余,一周紧张学习的疲劳全消失了,顿觉心旷神怡,精神振奋。”同学们不仅学习刻苦,课余之暇,操场上总有同学在打球。1941年10月,浙大各学院还在湄潭举办了一次运动会。  生活、学习条件如此艰苦,但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李约瑟称赞“东方的剑桥”  1944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  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1945年,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上这样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  西迁办学,浙大在艰难中崛起。从1937年离开杭州,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迁返杭州,浙大已成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办学规模也在战乱中发展壮大。西迁前浙大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学系,70名左右教授、讲师,600多名学生。当浙大1946年回到杭州时,浙大已有文、理、工、农、师、医6个学院,25个学系,200余名教授、讲师,2200名学生,规模比西迁前扩大了3倍多。  弘扬“文军长征”精神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浙大每迁一地,将断垣残壁、庙宇祠堂稍加修茸、打扫,便是课堂和实验室。漫卷书籍,勤学苦读,实验不辍,农场不荒。在生灵涂炭的生死关头,竺可桢校长不畏艰险,脚踏实地、钻研科学,以理性和科学之光启迪一代又一代青年,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朗朗神韵。  如今,浙大当年的西迁办学旧址湄潭文庙已成为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向后人讲述着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和老一辈浙大人的不屈精神。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当每一位浙大学子吟唱起这首浙大校歌,都不会忘记浙大的这段西迁历史,都会铭记“求是”校训。因为这首校歌就是在西迁路上唱响的,求是精神就是前辈们在西迁路凝炼而成。  浙大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子辰在遵义可桢桥畔举行的“重走西迁路,会师第二故乡”纪念仪式上说:“我们重走西迁路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温光荣历史,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求是精神,汲取强大动力,再创浙江大学新的辉煌。”  站在竺可桢老校长题写的《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纪念碑旁,浙大人文学院2003级学生潘慧敏满怀激情地说:“前辈在烽火岁月钻研科学,不忘知识强国,当代大学生应倍加珍惜今天,发愤学习,努力成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本报记者 张冬素) 20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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