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西迁路,丘成桐数学班相中14名弟子

本报遵义8月21日电
日前,随着浙江大学15位学生风尘仆仆骑自行车鱼贯进入贵州遵义的可桢桥头,该校自行车、教工自驾车、博士生报告团等7支“重走西迁路”小分队的140多位师生会师遵义,举行“会师第二故乡纪念仪式”。
  60多年前,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毅然举校西迁,来到遵义湄潭办学。在会师纪念仪式上,浙大副书记陈子辰称这次活动是“寻踪先贤足迹,感悟求是精神”,饮水思源,他感谢遵义人民抗战期间为浙大提供了长达7年的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物质的支持,他要求广大师生珍惜这种传统的友谊,支援遵义建设。
(记者叶辉 通讯员单泠) 2005年8月22日

17日,浙大“丘成桐数学英才班”再次进行招生面试。这是继6月26日首轮招收3位学生后,再从已进入浙江大学的全国考生中选拔未来的数学骄子。现在加盟数学班的,总共14名。其中优秀生将被选派到哈佛等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参加面试的主考官分别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浙大数学中心执行主任刘克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寿武以及丘成桐班的班主任罗炜博士。有别于首场面试时仅限浙江考生,考官们欣慰地看到,昨天面试的考生整体素质和能力都比上一场优秀许多。一些考生不仅数学成绩优异,而且在计算机、物理、英语等竞赛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不约而同选择拜在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的门下,渴望自己日后能成为数学大家。一位获得省级信息学联赛一等奖的考生说,数学是一个很完美的学科,他在接触计算机编程时发现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数学途径轻易地解决,这也令他对数学愈发感兴趣。“数学不能弄得很神秘,要化神秘为平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寿武在面试过程中对一位考生如是说。当这位考生对着黑板上一道难解的题目迷惘发呆时,张寿武向他灌输了学数学的真谛:“数学的难易大有差别,却也因人而异,能力强者往往能化繁为简,反之亦然。”张寿武说,碰上难题,有人站出来说这题不难;简单的题,有人又会举例说这题并不容易,只有出现这种局面,数学才会有所发展。“数学家以发现漂亮的公式为荣。”数学家要会触类旁通,会思考,有创新力。想要进入丘成桐班的考生必须符合“数学天赋与创新意识、综合素质优秀”两个条件之一。除了具备扎实的数学基础,学数学的态度和悟性也是选拔考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位面试者各方面素质都很突出,但他在面试时表现得太过漫不经心,使得考官们认为他没有立志做数学家的决心。另一位考生解题时从容不迫,思路清晰,尤其在考官和她说题时,她能很好理解把握考官的意图,说明对数学的悟性和理解力都很强,她因此入围。(本报通讯员 周诚放)2005-8-19

8月15日
对于所有曾经经历过浙大西迁的人而言,一段长达2600多公里的”文军长征”,是他们永难忘记的;而对于所有曾在抗战时期就读或执教于浙大及其附中的人而言,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也是他们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是这里,给了他们一方安心学习、科学报国的净土;也是在这里,远离故土家乡的浙大师生与当地百姓一起,第一时间分享了抗战胜利的喜悦。
在信息闭塞的山城,油印的浙大日报是百姓得知抗战消息的最快途径
1937年,国立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500人的师生队伍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
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使得浙大可以安心办学。恢复正常上课之后,几百师生先后租用了遵义城里的18处房屋,并兴建工场和实验室。一时间,浙大师生往来于教室和住所之间,和当地百姓朝夕相处,使得小小山城顿时活跃起来。由于遵义城内房屋不敷应用,浙大又在距离遵义以东70公里的湄潭县开设了分部。当时,湄潭县腾出了250余间房舍,甚至拿出了政府的办公场所,以支持办学。
浙大的到来为相对偏僻落后的山城带来了科学和文明。不仅大学的学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当地的学校也一并并入浙大的附中,借助浙大的师资开展中学教育。贵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学生一路跋涉前来求学,一时间,学校的人数急剧上升。更重要的是,青年学子还带来了抗日的理念和爱国、报国、救国的信心。浙大在遵、湄时,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尽管在大后方,但这一时期浙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精神,浙大师生利用课余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创办黎明歌唱队、黑白文艺社、浙大战地服务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社团,并自编自导话剧和其他舞台剧,在简陋的舞台上和山野之间演出,传递抗日理念,鼓舞大众爱国救亡的斗志和信心。而其中,学生们自己油印的《浙大日报》,就是当时最广为人知、家家争相传阅的抗战宣传品。
《浙大日报》诞生于西迁途中。由于浙大搬迁所经的浙江建德、江西泰和等地都无日报,又不能及时看到其他报刊,因此,从建德起,浙大学子创办出版了《浙大日报》,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在建德,共铅印了20多期,到泰和之后,改为油印发行。报纸原本只在浙大学子之间传阅,以便及时知道战况和大事,之后便传到了当地的百姓之中。由于颇受欢迎,因此出报的周期和数量一再扩大。
到了遵义,尽管处于大后方,但浙大师生对战事的关注却须臾未有松懈。在浙大老校友幸必达的记忆里,那时,油印的浙大日报8开大小,每天都会出版。在信息闭塞的山城,这几乎是老百姓得知消息的最快和惟一的途径。
浙大学子第一时间传递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山城为此彻夜狂欢
今年83岁的幸必达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60年前的那个夜晚。1945年8月14日晚,油印的浙大日报散遍了遵义的大街小巷,第一时间传递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那天晚上,同学们照例使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到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十分振奋,立刻赶印了一期快报。那一天,大约加印到了400份。”当时,幸必达是浙大一名大二的学生。他看到师兄师姐们手拿刚刚油印完毕的报纸跑上街头,一边大街小巷地到处分发、张贴,一边高喊着”日本投降啦!””抗战胜利了!”的口号。顿时,整座遵义城沸腾了。
百姓们走上街头,汇入早已欢欣鼓舞的学生洪流之中,一时,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到处都是欢呼和彼此拥抱的人群。没有锣鼓和鞭炮的,拿出了脸盆和锅盖敲打了起来。兴奋的学生们冲进碓窝井9号竺可桢校长的住处,把他抬起来,一路欢呼一路游行。苏步青、蔡金涛等浙大的老师也兴奋地上街,汇入了学生和百姓的队伍彻夜狂欢。
而在距离遵义70公里的浙大分部湄潭和大一学生聚居的湄潭县永兴镇,狂欢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今年77岁的何柱承老人当时正在湄潭的浙大附中上高三。”那天晚上,学校的广播一播完这则消息,兴奋的游行队伍就上了街。”老人回忆说,”湄潭本来就不大,一下子,老百姓加学生,总共三、四千人,几乎全部涌上了街头。”敲锣打鼓放鞭炮,锅碗瓢盆万乐齐鸣,人们一个劲儿地敲打,跳着、笑着、哭着,几乎停不下来。
一些随浙大一起西迁来的东南省份的学生,甚至兴奋地点燃了蚊帐和被单,一边挥舞、一边高声喊着:”回家了,可以回家了!”
当时何柱承也在人群中,17岁的他兴奋地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随着欢乐的人流,一边游走在大街上,一边高唱着诸如《打回老家去》等革命抗日歌曲,全然没有意识到,喉咙已经嘶哑。当时,浙大农学院的院长蔡邦华还兴奋地爬上高台发表演讲,其中的内容,何柱承至今还清晰记得:一是要求日本赔偿大学损失,二是投降和赔款的文件必须用中文书写。
抗战的苦难终于结束了,哪个中国人不欢呼雀跃呢?
对于浙大教授丁储宝的女儿丁庠生而言,关于抗战胜利的记忆,是一只红色的”V”形灯笼和一个可爱的广东老头。
1944年,当丁庠生跟随父母来到湄潭时,她还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当时,他们全家和浙大的卢鹤绂、王淦昌等教授住在一起。抗战胜利那天晚上,浙大人都上街游行,丁庠生是浙大附中的学生,也跟着去了。回来途中,卢鹤绂指着游行队伍中的”V”形灯笼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说不知道。卢鹤绂说,这是英文里的V字母,表示胜利”Victory”,也是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名字。从此,这个”V”形的灯笼和”Victory”这个单词,便深深印入了她的脑海中,即便时隔60年后,都未曾有丝毫褪色。
在丁庠生写给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的回忆文章里,还描述了一个广东老头的故事。胜利消息传来那天,男女老少高兴得无以言表,大人们于是决定去打一点酒来庆贺。庠生的父亲从不喝酒,那天却没有反对,还派她去打酒。卖酒者是一个广东老头,他也高兴得无以复加,宣布今天卖酒不收钱,奉送,说酒处理完了,他也可以早点回老家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期间,丁庠生随着浙大复员东归,离开了生活了两年多的湄潭回到杭州,从此再没见过这位卖酒的老人。
然而,60年后,这段记忆依然深刻。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事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抗战的苦难终于结束了,哪个中国人不欢呼雀跃呢?”(新华社专稿)(完)
(记者 张乐)200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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