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曾历,班周年纪事

在中国的版图上,人们很难把革命圣地遵义与浙江大学联系起来。但是,在抗战期间,“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1945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第27期上发表了他在遵义、湄潭的所见所闻,震撼西方。正如李约瑟所言,浙江大学在这里办学的7年,是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友谊的7年,也是创造了在当时乃至今日仍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批学术成果的7年。
历史的车轮驶入2005年8月,恰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浙大师生,在“求是”精神激励下,与遵义、湄潭人民一道,共同书写着携手并进开创美好未来的新篇章。
一段历史 铸就“科教圣地”
1937年,抗日的烽火燃烧在西子湖畔。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举校西迁,开始了可歌可泣的“文军长征”。漫漫西迁路,浙大师生穿越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来到贵州遵义、湄潭,定居办学达7年。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校长和浙大师生力行“求是”作风,不屈不挠、奋发图强,何家巷内刻苦攻读,湄江湖畔弦歌不辍。当时,整个中国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浙大学生大多家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靠公费、借贷艰难度日。教授和职工虽有薪给,但多半拖老带小,积蓄少、开支大,生活拮据。尽管困难重重,但浙大师生并没有被吓倒,仍致力于教学科研。当时,校园学术讨论活动十分活跃。如数学系独创的“数学研究”课,是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分甲、乙两门,每周各举行一次,对报告的遴选和指导十分严格。生物系的学术论坛会常常延续到暮色茫茫。农学院农化系组织土壤肥料、生物化学和农产品制造三个读书会,由同学轮流报告,师生共同讨论,营造了浓浓的学习氛围。李约瑟曾于1944年两次参观浙大,深为其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惊叹,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就这样,浙大没有因流亡而被拖垮,反而在颠沛流离中巍然崛起,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培育了一代蜚声中外的求是学子。在湄潭期间,苏步青在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成果;细胞学专家贝时璋专注细胞重组现象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生物学家谈家桢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学说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王淦昌、卢鹤绂、陈建功等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也在湄潭成稿。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浙大任教而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共有27人,当时在浙大学习或毕业而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有23人。当时曾在浙大物理系学习的李政道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回忆说:“1943年,我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我来到湄潭,当时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回想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幸运地遇到几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来自束星北老师。”
厚重的历史,让人刻骨铭心永志难忘。湄潭,这片地处云贵高原的热土因浙大的到来成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教育圣地”和“科学家成长的摇篮”。
一种精神 激励奉献知识
在抗战期间,全国不少大学迫于局势艰危,难以为继。而浙江大学却在艰难迁延中发展壮大,成为彪炳于中国高等教育史册的西迁办学典范,浙大西迁也被彭真同志称誉为“文军长征”。这靠什么?不是别的,就是求是精神。
“赤日炎炎赤子情,乡思缕缕六十年”。日前,浙江大学推出“重走西迁路”系列活动,其中,“浙大研究生遵义挂职锻炼汇报会”、“浙大青年教授重返第二故乡支援西部建设”、“浙江大学求是精神教育基地”揭牌等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和生动的内容,再次掀起了“遵湄热”。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学与遵义地区的联系与来往日益密切,相互支持与合作不断增进。近几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浙江大学支持贵州省建设喜摘硕果。其中,支持“贵州省材料技术创新基地”的建设,特别是支持在贵州建立“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就是成功的范例。这是贵州省第一个“国家工程中心”,而这个中心的副主任是浙江大学长江特聘教授、材料化工学院的副院长郑强。郑强说,贵阳周边不缺好大学,但贵州选择了浙大,是因为历史的情缘。现在,中心开始进入发展期,第一批研发课题已经启动。在中试车间,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制的一种抗老化时间长达30年,又可抗燃、抗静电、抗断裂的新型材料,这一技术在全国是惟一的。对此,浙大副校长朱军教授说,在竞争激烈的材料科学领域,特别是高分子材料领域,国家级工程中心能建在贵州,让人振奋,也让人看到了贵州走向富裕的希望。
今年3月,浙江大学与遵义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在“求是”精神的召唤下,浙大的领导一次次来到遵义,洽谈合作事宜;浙大学科带头人也纷至沓来,报效遵义人民。浙大捐赠湄潭籍大学生在读计划已经启动,今年就有两位湄潭籍大学生每年得到4800元的捐助款。浙大捐赠湄潭的31台电脑,将在科技信息领域发挥作用。日前,湄潭又迎来了一批浙大青年教授,梁月荣、张明方、张放、汪以真、程翼宇……个个身怀绝技,他们一到湄潭,就分成6个不同的学科小组走向湄潭的山山水水,要用自己的所长,以浙大后来人的身份实施“科教兴湄”。
专家们的到来使当地领导格外高兴,在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上,黄正义副县长一下子就抛出了9个大题目,请专家们帮忙破解,其中包括优质米和茶叶的深加工、特色农产品的种植技术、教育事业的对口帮扶……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会中,每个项目都有了对应的设想,教授们实事求是地说,一切还都要看发展,但我们肯定会尽力。
60年前,浙大与遵义结下了历史之缘,培养了血浓于水的深厚友谊。如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浙江大学与遵义人民走得更亲更近了,浙江大学积极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动员广大师生把理论知识与遵义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思考、勇于实践,与遵义人民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本报记者
应向伟 本报通讯员 单泠) 2005-08-26

对于所有曾经经历过浙大西迁的人而言,一段长达2600多公里的“文军长征”,是他们永难忘记的;而对于所有曾在抗战时期就读或执教于浙大及其附中的人而言,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也是他们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是这里,给了他们一方安心学习、科学报国的净土;也是在这里,远离故土家乡的浙大师生与当地百姓一起,第一时间分享了抗战胜利的喜悦。在信息闭塞的山城,油印的浙大日报是百姓得知抗战消息的最快途径
1937年,国立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500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
恢复正常上课之后,几百师生先后租用了遵义城里的18处房屋,并兴建工场和实验室。一时间,浙大师生往来于教室和住所之间,和当地百姓朝夕相处,使得小小山城顿时活跃起来。由于遵义城内房屋不敷应用,浙大又在距离遵义以东70公里的湄潭县开设了分部。当时,湄潭县腾出了250余间房舍,甚至拿出了政府的办公场所,支持办学。
浙大的到来为相对偏僻落后的山城带来了科学和文明。不仅学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当地的学校也借助浙大的师资开展了中学教育。
尽管在大后方,但这一时期浙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精神,浙大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创办黎明歌唱队、黑白文艺社等进步社团,并自编自导话剧和其他舞台剧,在简陋的舞台上和山野之间演出,传递抗日理念。而其中,学生们自己油印的《浙大日报》,就是当时最广为人知、家家争相传阅的抗战宣传品。
《浙大日报》诞生于西迁途中:浙大学子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报纸原本只在浙大学子之间传阅,以便及时知道战况和大事,之后便传到了当地的百姓之中。
到了遵义,尽管处于大后方,但浙大师生对战事的关注却须臾未有松懈。那时,油印的浙大日报8开大小,每天都会出版。在信息闭塞的山城,这几乎是老百姓得知消息的最快和惟一的途径。
浙大学子第一时间传递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山城为此彻夜狂欢
今年83岁的幸必达清晰地记得60年前的那个夜晚。1945年8月14日晚,油印的浙大日报散遍了遵义的大街小巷,第一时间传递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那天晚上,同学们照例使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到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十分振奋,立刻赶印了一期快报。那一天,大约加印到了400份。”当时,幸必达是浙大一名大二的学生。他看到师兄师姐们手拿刚刚油印完毕的报纸跑上街头,一边大街小巷地到处分发、张贴,一边高喊着“日本投降啦!”“抗战胜利了!”顿时,整座遵义城沸腾了。
百姓们走上街头,汇入早已欢欣鼓舞的学生洪流之中,一时,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到处都是欢呼和彼此拥抱的人群。没有锣鼓和鞭炮的,拿出了脸盆和锅盖敲打了起来。兴奋的学生们冲进竺可桢校长的住处,把他抬起来,一路欢呼一路游行。苏步青、蔡金涛等浙大的老师也兴奋地上街,汇入了学生和百姓的队伍彻夜狂欢。
而在距离遵义70公里的浙大分部湄潭和大一学生聚居的湄潭县永兴镇,狂欢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老百姓加学生,总共三四千人,几乎全部涌上了街头。敲锣打鼓放鞭炮,锅碗瓢盆万乐齐鸣,人们一个劲儿地敲打,跳着、笑着、哭着,几乎停不下来。
(记者张乐)2005-08-24 第7版

一年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挑选出29名有创业志向的本科生,设立了一个“创业人才孵化班”,教他们学习创业以及管理企业。这些学生中,大多数人都有家族企业背景。消息一传出,引来不小的反响。有人称其为“少帅班”,有人说这是“富翁子女班”,更有甚者,将孵化班与偶像剧《流星花园》扯到一起。经过了一年的学习和磨炼,“创业人才孵化班”的第一期学生已经顺利结业了。蜕变王伟晓是工商管理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他是城院第一届“创业人才孵化班”(以下简称创业班)的一员,刚刚拿到结业证书的他,面对记者侃侃而谈。小王来自奉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经营着一个年销售额近千万的工厂。毫无疑问,他将是这个家族企业的接班人。不过,小王对于这个未来的身份却有自己的理念,仅在这一年间,他的理念不断地变化着。守家业———一年前的目标。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王伟晓很早就明白自己的职责将是守业。参加创业班前的两年大学教育,他已经发现了父亲在管理上的不足,并向父亲提出各种建议,两个人意见不合就会争吵。父亲说过最“拽”的一句话:等你毕业了,跟我学三年,一切都听我的,然后我才会让你做决定。小王笑着说:“到现在我对于父亲的做派并不认同,不过我会用我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创企业———在创业班初期的打算。可以聆听关于创业的各种知识,接触各种成功的工商界人士,去企业中做课题,去熟悉一些管理的流程,再加上和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交流,王伟晓一度产生了毕业后自己创业的想法,也许听到、见到了诸多成功的先例,他觉得自己的创业欲望被激发了出来。他想做一个和家族生意相关的小企业,还可以借助父亲那方面的资源。不过,他很快在现实中清醒过来。首先,在课堂上接触的是很多领域里的佼佼者,大家很容易被他们头上的光环所吸引,小王说。其次,创业成功需要自身素质,外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刚出校门的学生至少在人脉资源上会比较欠缺,这些需要时日积累。再者,王伟晓诚恳地表示自己是一个喜欢在稳中求胜的人,也不具备像比尔·盖茨的天赋,所以还是暂时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做事业———已经明确的目标。一年的创业班结业了。王伟晓觉得自己对以后的定位有了新的思路。很多时候,我们把创业简单地理解成“建立一个企业”,但是建立一个企业需要一位全能型的人才来操作,“我现在更愿意沉下去,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我会抛开父母这方面的资源,先去做些基础工作,而不是急着去守业或者创业,我父亲一直认为我吃不了苦,但是我打算让他相信他的儿子一定不会比他差。”小王这样说。实战重视实践机会,不断积累经验。叶萌和芦佳可能是整个城市学院最忙碌的学生了,除了每个周末都不落下“孵化班”的课外,在休息日和两个长假里,他们也是抓紧时间寻找锻炼机会。本身是法学系的叶萌是个很有想法和奋斗欲望的学生,虽然不是商科学生,但却很希望参与商业方面的事业。他说,选择法学系是以为法学是很理性的专业,他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加沉稳。而商科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参加了“孵化班”后,与20多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学习讨论、规划人生,让他开拓了眼界,想法也更加成熟。去年暑假,他去了移动公司实习。寒假又参与了“金都华府项目专题研究”,获得了不小的成功。而今年暑假,他又将去淘宝网学习。现在,他已经开始规划他的职业生涯,希望能进入企业积累实际操作经验,扎扎实实从最基本的做起。他有一句格言———“欲望是杯盐开水,越喝越渴。”芦佳在一年的学习中深刻体会到,每个人的成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面对困难时要懂得坚持。进入“孵化班”学习后,有一天,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办一次数码产品的拍卖会,将拍卖所得都捐给四川的贫困学生。从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到活动的最终实施,他花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来策划、组织。“中途的时候,我遇到了不少挫折,几次想过要放弃最终还是坚持下来。拍卖会办得很成功,将11000多元的拍卖款都捐给了贫困学生。”发现作为浙江民企的第二代,这些渐渐成长的“少帅”们与其父辈相比,究竟有些什么优势,又有些什么不足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徐萍平说,这一代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知识面比较广。因此,他们眼光开阔,能放眼全球考虑问题。另外,他们接受现代知识(包括管理知识、科学技术等)的能力比较强,对新观念和新思想也有较强的接受能力。与父辈们将眼光放在赚钱上的目标相比,他们的眼光更高,几乎都是雄心勃勃想要真正做出一番事业来。虽然他们没有吃过父辈们创立、维系企业时吃过的苦,但他们对待困难十分理性,能够吃得起获得成功的过程中所必须要吃的苦。当然,“少帅”们也有不足的地方,他们的父辈是从零开始,历经千辛万苦,经历市场的种种考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他们缺乏经验,没有摸爬滚打过。探索高校中的普通班或MBA、律师班通常以讲课的形式将系统知识灌输给学生。与之相比,“创业人才孵化班”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宏观把握能力。整年的学习以讲座形式为主,占了学习内容的50%。另外的50%则包括了以座谈形式与企业家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以及参观活动等。在这一年的教学中,老师们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团队合作精神、主动精神和对商机的敏感性。但是,通过一年的教学,老师也发现不少问题。徐萍平老师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搞创业班,一直在摸索中。一开始,所有的事情都是老师一手包办的,从请专家做讲座,到学习计划的制定。这使得学生们失去了自主性,养成了一不满意就抱怨的坏习惯。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开始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做,让他们一起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让他们对自己不满意的讲座提意见,也可以自己去请有经验的老师来做讲座。渐渐地,学生对班级的认同感加强了,主动性也加强了,甚至组织一次活动可以把所有相关工作都做好。”从新一届开始,“孵化班”的老师们将更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做,并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积累更多的资源。其次,要更注重对学生“逆商”的培养,所谓的“逆商”就是克服挫折的能力。在进行学习之前,将会先安排一次军训,通过这次军训来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这些精神不是通过单独的说教就能够教会的,而是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另外,还会更注重对学生“灵商”的培养,“灵商”是指对事物的感悟能力。在以后的教学中,将通过一些讲座,引导学生学习哲学、美学、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以培养学生良好的“灵商”。实例民企一代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创业难,守业更难。当浙江民企在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以后,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更大的发展,是所有企业家思索的问题,其中核心的部分就是怎样找到合适的经理人来管理整个企业。不难发现,最普遍的模式就是“子承父业”。学经济,懂管理,了解财务,精通人事,拥有较广的人脉……白手起家,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老浙商在培养挑选接班人的问题上并不含糊,对于下一代的能力,他们的期望很高。这些民企是如何全方位打造自己的接班人呢?我们采访了一些民企,虽然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发现其中一些不谋而合的方式。重视基础教育。曾有调查显示,我国70%的民企老板不懂得如何看财务报表。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不足会限制企业的发展。所以在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这一群体会表现出高度的重视。诸暨一家机塑企业的老总袁先生介绍说,儿子小袁现在已经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他从小就在企业里帮忙,高中毕业时,曾经萌发了弃学经商的念头,但是在自己的强硬要求下,儿子考了大学。特别像他们这些在地方上做产品的民企,有时并不像想象中这么风光,不像贸易流通型企业,做产品的企业接触的信息量比较小,经营思路上会比较固守。如果管理者多读一些书,眼界就不一样了。宁波一家电器公司的倪总也表示,自己的女儿在浙大完成学业后,有意向出国学习,自己也没有急着要女儿接班,而是给她足够的时间去国外深造。多读书多一些见识对她肯定有好处。从企业基层做起。“毫无疑问,儿子将是我的接班人,但是我一定好好锻炼他几年,才放心把企业交给他管理。”杭州一家扬声器工厂的蒋老板说。儿子小蒋本科毕业三年,第一年,让他直接在车间里参与每道工序的生产,熟悉自家的产品,目前在跟厂里的老业务员做销售方面的工作,蒋老板说,自己的工厂是从两个人开始发展的,到现在手下也有40个工人,经营这样一个企业,对于经营人来说,事无巨细都需要过问。他深知其中的艰辛,而儿子虽然有了一定的文化素质,但这只是学习的开始,如果说儿子连做扬声器的材质都分不清,怎么和别人去谈生意呢?小蒋也非常认同父亲的想法,他说自己有不少同学已经在事业上有所开拓,而他还是个一线小卒,不过他理解父亲,对于一个企业的掌握是从日常点滴积累开始的。允许犯错误。建德一家电缆公司的日常管理人小章是一位年轻女性,现在她和妹妹都在企业里服务。父亲老章只有两个女儿,自己是老大,自然要承担这份家庭重任。对于女性打理这样的出口型企业,小章说自己是在一步步的学习,在一个个的错误中前进,目前父亲还是总指挥,但是日常事务已经由她来处理。章老板说,自己的女儿对做生意天分并不高,做事出错也在所难免,但是人要在错误中成长,同样的错误不能出现第二次。在商海中锻炼了几年,女儿在工厂管理和待人接物方面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表示对女儿的进步还是比较满意的。(见习记者徐霏表记者朱梦绮
) 200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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